Transl Psychiatry︱乔志宏课题组揭示过度暴露于新冠信息会放大情绪困扰

撰文︱顾   雯

责编︱王思珍

编辑︱杨彬伟

伴随着新冠疫情大流行（epidemic）而来的是一场信息流行病（infodemic）。在社交隔离的背景下，社交媒体能够为公众提供认识新冠肺炎疫情的必要信息。但庞杂的新冠肺炎相关信息网络中充斥着难以区分的事实和谣言，以往的研究表明，疫情相关信息的过度暴露（overexposure）可能会增加健康危机，放大情绪困扰[1-3]。9/11恐怖袭击、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H1N1流感和西非埃博拉疫情之后，反复的媒体曝光就产生了类似的负面心理影响[4-6]。新冠疫情信息暴露对公众情绪困扰影响的内在机制尚不清晰，尤其是对于中国民众在新冠疫情下的信息流行病情况研究较少。中国网民人数达9.89亿，其中99.7%的人使用手机获取信息[7]。全球新冠肺炎相关信息通过社交媒体未加区分地扩散，会造成信息过载或假新闻，其对于网民人数庞大的中国民众心理健康的影响是值得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问题[8,9]。

2022年7月18日，北京师范大学的乔志宏课题组在《转化精神病学》（Translational Psychiatry）上发表了题为“Overexposure to COVID-19 information amplifies emotional distress: a latent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的研究论文，提出过度暴露于新冠疫情的信息会增加人们的情绪困扰。丰怡为该论文的第一作者，乔志宏教授和董丹博士为论文的通讯作者。该研究发现，在中国，过度暴露于新冠信息会增加个体感知到的风险，从而导致焦虑、抑郁等情绪困扰的增加，研究揭示了达到中度或以上焦虑和抑郁的信息暴露频率、暴露时长的阈值。此外，本研究还证实了心理弹性对降低情绪困扰的缓冲作用，并首次区分了心理弹性的五个因子对于情绪困扰不同的缓冲作用。

本研究于2020年2月2日至3月3日在北京的两所大学进行，通过在线问卷的形式，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在此期间，中国确诊病例数量达到高峰并开始下降，政府发布了全国范围内的自我隔离令。参与调查的1713名学生中，有1347名完成了问卷调查，样本回收率为78.6%。研究采用的排除标准为：（1）感染新冠肺炎的参与者。由于感染者大部分处于隔离病房，他们的媒体暴露有限；（2）未通过注意检查问题的参与者；（3）完成问卷的时间少于5分钟的参与者。排除不符合要求的参与者后，最终样本量为1313人（平均年龄=19.76 ± 2.25岁）。

本研究中测量了自我报告的新冠疫情信息暴露频率和时长、风险知觉、焦虑、抑郁和心理弹性等变量，并通过建立几个潜调节中介模型来探索疫情信息暴露对于情绪困扰的效应及内在影响路径。

首先，研究者通过描述性方法对信息暴露的频率和持续时间与焦虑和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图1）。发现中度及中度以上焦虑症状的临界阈值为暴露频率7次/天或暴露时间2 h/天，中度及中度以上抑郁症状的临界阈值为暴露频率6次/天或暴露时间1.64 h（1 h 38 min）/天。这个阈值远低于国外（如德国）发现的阈值，也就是说，中国民众达到中等严重程度的焦虑和抑郁，所需的暴露频率或时长均小于其他一些国家。

图1 不同信息暴露频率下焦虑、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

（图源：Y. Feng, et al., Transl Psychiatry, 2022）

其次，研究者探析了新冠肺炎信息暴露对情绪困扰的影响，发现过度的新冠肺炎信息暴露将会导致人们产生更多的情绪困扰（焦虑与抑郁）（β = 0.30, 95% CI = [0.20, 0.39], p = .000）。

接着，研究探究了新冠肺炎信息暴露与情绪困扰的关联是如何产生的，即这种关系发生的内部机制。研究建立了潜中介模型对风险知觉的中介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模型拟合指数良好（χ2/df = 2.180，CFI = 0.990，TLI = 0.985，RMSEA = 0.030，90% CI = [0.018, 0.042]，SRMR = 0.022），风险知觉在新冠肺炎信息暴露对情绪困扰的影响中存在显著中介作用（β = 0.03，95% CI = [0.01, 0.04]，p = 0.005）。这表明新冠肺炎信息暴露是通过引发人们产生对新冠肺炎风险的感知，而导致了情绪困扰的发生。

最后，研究者建立了潜调节中介模型来揭示风险知觉在信息暴露与情绪困扰间中介效应成立的边界条件（图2）。首先，结果显示：心理弹性调节了中介模型的后半路径，即风险知觉对情绪困扰的正向预测效应（β =−0.15，95% CI =[−0.22，−0.07]，p = 0.002）。具体而言，当心理弹性水平较低时（低于均值1个标准差），风险知觉可以预测严重的情绪困扰的发生（β = 0.34, 95% CI = [0.25, 0.44]， p = 0.000）；伴随着心理弹性水平的提高（高于均值1个标准差），风险知觉对情绪困扰的预测效应不再显著（β = 0.06, 95% CI =[−0.03,0.14]，p = 0.276）（图3）。

图2 潜调节中介模型

（图源：Y. Feng, et al., Transl Psychiatry, 2022）

在此基础上，研究分析了在心理弹性不同水平下，风险知觉在信息暴露与情绪困扰间的中介效应的改变。结果表明，在低水平心理弹性条件下（低于均值1个标准差），风险知觉的中介效应显著（β = 0.08, 95%CI =[0.01, 0.13]）；然而，在高水平心理弹性条件下（高于均值1个标准差），风险知觉的中介效应将不再显著（β = 0.01, 95% CI =[−0.01,0.02]）下。这一研究结果表明，风险知觉在新冠疫情信息暴露与情绪困扰之间的中介效应随心理弹性的增加而减弱，且仅在低水平心理弹性的条件下风险知觉的中介作用才成立。

图3 心理弹性调节作用的简单斜率分析

（图源：Y. Feng, et al., Transl Psychiatry, 2022）

此外，研究者还分别检验了心理弹性的五个分维度对风险感知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以探讨各因子在预防情绪困扰中的具体作用。结果显示，除消极情感容忍性（tolerance）（β =−0.07, 95% CI =[−0.19,0.05]，p = 0.365)这个维度外，心理弹性的其余分维度：韧性（tenacity）（β =−0.15, 95% CI =[−0.23，−0.07]，p = 0.002）、接受变化（acceptance）（β =−0.14,95% CI =[−0.25，−0.03]，p = 0.033）、控制感（control）(β = −0.11, 95% CI = [−0.19, −0.02], p= 0.048）和精神信仰（spirituality）（β = −0.17, 95% CI = [−0.27, −0.08], p= 0.004）均调节了风险知觉在新冠疫情信息暴露与情绪困扰之间的中介效应。这一结果表明，忍耐不愉快的感觉或容忍不利的环境不足以帮人们对抗新冠疫情信息暴露带来的情绪困扰；相反，积极回应并乐观地适应疫情环境能给疫情下人们的心理健康带来更明显的帮助。

文章结论与讨论，启发与展望

本研究探讨了中国新冠疫情期间，公众过度暴露于新冠信息对焦虑、抑郁等情绪困扰产生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显示，浏览新冠信息的频率和时长会增加个体感知到的风险，从而扩大情绪困扰。本研究还证实了心理弹性对降低风险知觉这种中介效应的缓冲作用，并首次区分了心理弹性的五个因子之间不同的缓冲作用。

该研究为疫情下临床干预和公共精神卫生工作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实践参考。首先，对于公众个人而言，平时应自己控制浏览新冠疫情相关信息的频率和时长，以降低信息过载带来的情绪困扰。其次，对于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和公共卫生工作者而言，我们的数据为新冠疫情信息暴露的频率和时长建立了一个明确的阈值，在超出该阈值后，人们会出现中度或中度以上的焦虑与抑郁症状。再次，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可以帮助公众建立和发展心理弹性以减弱信息暴露带来的情绪困扰，尤其是发展其中的韧性、控制感、接受变化和精神信仰四个方面。最后，对于抗疫政策制定者而言，官方机构应规范新冠肺炎相关的信息传播，通过官方媒体渠道及时发布统一准确的信息，并限制易感者过度接触与新冠疫情有关的信息，特别是重复的负面信息。
本研究为横断研究，采用自我报告法收集数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更多客观的生理指标，如免疫和代谢功能标志物、皮质醇或脑成像等来进一步探索疫情信息暴露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此外，未来需要在新冠疫情爆发高峰后的阶段进行相关研究，以检验该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原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398-022-02048-z

第一作者丰怡（左），共同通讯作者乔志宏（中），共同通讯作者董丹（右）

（照片提供自：乔志宏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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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上下滑动阅读） 

[1]  Garfin DR, Silver RC, Holman EA. The novel coronavirus (COVID-2019) outbreak: Amplification of public health consequences by media exposure. Health Psychology.2020;39:355–57

[2] Taha SA, Matheson K, Anisman H. H1N1 was not all that scary: uncertainty and stressor appraisals predict anxiety related to a coming viral threat.Stress health.2014;30:149–57.

[3] Hao Y. The more exposure to media information about COVID-19, the more distressed you will feel. Brain Behav Immun. 2020;87:167.

[4]  Cai Q, Feng H, Huang J, Wang M, Wang Q, Lu X, et al. The mental health of frontline and non-frontline medical workers during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 a case-control study. J Affect Disord.2020;275:210–5.

[5]  Bendau A, Petzold MB, Pyrkosch L, Maricic LM, Betzler F, Rogoll J, et al. Associations between COVID-19 related media consumption and symptoms of anxiety, depression and COVID-19 related fear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n Germany. Eur Arch Psychiatry Clin Neurosci. 2021;271:283–91

[6]  Gao J, Zheng P, Jia Y, Chen H, Mao Y, Chen S, et al.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nd social media exposure during COVID-19 outbreak. PLoS ONE. 2020;15:e0231924

[7]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The 47th Statistical Report on Internet Development in China(in Chinese) 2021. 

[8]  Ren Z, Zhou Y, Liu Y. The psychological burden experienced by Chinese citizens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prevalence and determinants. BMC Public Health. 2020;20:1–10

[9] Zhang J, Cheng M, Mei R, Wang F. Internet use and individuals’ environmental quality evalu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Sci Total Environ. 2020;710:136290

本文完